国际经济法治的中国立场 ——读《WTO争端解决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研究》

吉林大学法学院 何志鹏

    包括经济在内的国际事务都期待着法治化的转型，而法治转型究竟如何促动，中国应当采取何种立场，值得深度思考。肖冰教授等学者撰写的《WTO争端解决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一书为这个课题提供了重要思考路向。

如果在20世纪至21世纪初的中国国际法格局中寻求一系列卓有影响的事件，那么加入WTO无疑是其中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加入WTO所蕴含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代表着中国积极向国际法治的体制、系统和进程相靠拢，逐渐地将自身确立为国际法治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意味着中国通过国际法的体系和架构，促动着自身法治的观念制度实践逐渐转型逐渐升级。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在国际经济法治的体系之中熟悉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变革，成为国际经济法治进程中的主动行为体。

《WTO争端解决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从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这一独特视角进行了认真的观察、详细的分析和批判性的思考，并且给出了具有独特性的判断和建议。这本著作并非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般性介绍，而是在系统阐述WTO争端解决机制和运行动态的基础上，重点论证中国与WTO争端解决的互动关系。著作第一章即切入了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实践，进而在第二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WTO争端解决的“中国现象”，从模式变化与特色塑造两个维度来阐述中国进入WTO之后对于自身发展的促动，包括法律文化的促动，以及中国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所显示出来的模式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援引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探讨了一些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入世之后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一些学者消极负面地认为，中国利用甚至违背WTO的规则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制中的行动，体现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化进程。作者显然更加能动而灵活地认可后一种观点。进而还特别提出，在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进程中，不应拘泥于相关规范的内部和文字，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孤立的语境和抽象的标准，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之内去观察和思考问题，从而给出更具有理论价值和论说深度的观点。

从经济发展的样态和进程上看，WTO既有的观念和体系与中国之间存在着错位。因此，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一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中国作为WTO的新参者，需要熟悉和运用规则；另一方面，WTO的传统规则针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大国、生产大国、出口大国、高速发展大国，也面临着很多需要刷新认知和重新思考的方面。不仅原有的规则可能存在着不适性，而且其他成员应如何看待中国，并与中国相处也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问题。至于“市场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WTO既有的引领性成员面对中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在原有规则体系中无法予以应对和约束而构想出来的新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公正合理，有很深刻的探讨必要。总体看来，如果不是中国，这一问题很可能就显得不重要，甚至不必要。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历了很多关键的变化。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主要是对国际经济法体系进行了解熟悉并且努力运用的话，那么21世纪初期，中国就开始逐渐的认识到自身的特点，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特立场、独特定位。通过这样的立场和定位，中国从一个国际法治的接受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国际法治的参与者塑造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引领者。故而，WTO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国际经济组织或国际经济体系，它更是一个法治中国和中国涉外法治的风向标，它非常充分地体现、敏锐地反映了中国在国际法治领域的定位和作业模式。故而，可以说，中国入世的20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渐进发展的上升曲线，而对于既有的市场大国以及WTO体系而言，则是一个反复徘徊的震荡曲线。

可以说，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WTO的原有成员（特别是其中的市场大国）已经充分地预料到了中国有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威胁，因而努力通过设定规则来预防中国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设置了诸多对中国不利的规范和程序，施予中国很多其他成员（包括发达成员）所不承担的超义务。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以及加入后的第一个十年，很多西方大国试图以WTO规则本身遏制住中国。它们认为，只要充分地把握WTO的规则，利用WTO的相关程序，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就可以牵制中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特别是其贸易发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很多国内的企业家所忧虑的“狼来了”。也就是一些WTO成员试图利用WTO的法律构架遏制中国企业的发展，牵动中国经济的速度，将中国经济置于世界贸易纪律的牢笼之内。《WTO争端解决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加入议定书》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且给予了清醒客观而冷静的分析，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对于相关的观点进行阐释和论证。但是，西方大国很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非常迅速地熟悉了相关的规则，并且积极应用规则。一方面，努力地在经济领域拓展自己的交易对象，积极发展经济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利用WTO相关制度纪律，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某些发达国家违背WTO规则，粗暴地对中国进行打压围堵，甚至制裁。事实上，在中国入世之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并没有被遏制、萎缩，而是逐渐繁荣发展；中国在WTO体系之中，不仅没有被其法律规范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反而能够越来越熟练地运用WTO法律规范及其争端解决机制来积极维护自身权益。换言之，尽管存在着类似国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等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问题争论，但中国的理论和实务界都在努力寻求中国实践与西方国家推行及主导的贸易规范之间的协调之道，从而在不与西方在规范层面构成严峻斗争及对立的前提下，以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量的优势有效克服并化解了对己不利的规范因素。

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全书中，我认为最具有闪光点部分的是作者所提出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中国战略定位。作者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保持合作和包容的态度，应当进行积极有效的话语表达，同时务实而理性的对待“中国问题”。这就意味着，尽管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消极和不利的方面，但是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应当采取的有益的态度，积极正面地去回应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充分地意识到，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能够关起门来孤立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准确地观察到，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需要予以纠正和改进。为了真正达到纠偏改正的效果，中国需要在国际立法和法律变革的过程中，利用各种平台争取和提高自身的话语地位，而非沉默被动。因此，清晰地阐述中国在现行体制中所遭遇的困境和打压，说明为自身赢得公平竞争环境的现实欲求，能够尽量多地争取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装睡不醒的政客，中国仍然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舞台旗帜鲜明地表达自身观点，回应那些无端、不公的指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而不仅有利于形成有理、有效、有力斗争的观念和立场，而且能够收获国际社会具有相同境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平稳安全的发展创造话语环境，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公正化、民主化、法治化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